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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解释四对公司决议纠纷的突破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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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解释四对公司决议纠纷的突破与不足

  • 所属分类:公司法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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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日期:2018/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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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详细介绍

   就《公司法》的具体规定来看:第22条仅规定决议无效与撤销两种情形。实践中,公司决议案件还包括确认公司章程条款效力的案件。从《公司法》文本本身来看,公司决议瑕疵的评价体系是按照瑕疵严重程度,采取无效与撤销两分法进行划分的。当公司决议的通知、召集、主持、议案的提出、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会议地点等程序性环节出现瑕疵,或者公司决议的内容与公司章程的规定相悖,这类瑕疵由于并不严重,且公司作为组织体,一定程度上有自我救治的能力,因此法院一般按照撤销的路径进行解决。当公司决议内容超越公司自治事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这种决议往往涉及滥用控股股东的权利损害公司、股东、乃至债权人的利益,危及公司制度本身,使得法律设定的公司、股东、债权人的利益平衡与保障被打破,将公司演变甚至矮化为股东压迫的场所或者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工具。此种情况下,法律必须强行予以干预、校正,通过宣告公司决议无效,使得公司内外法律关系回复至公司决议形成之前的状态。

   公司决议案件在审理过程中,需要准确划定公司自治与司法干预的界限。换言之,公司自治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决定了司法审判的范围究竟在哪里。公司决议的无效事由相对而言较为容易界定。根据法无禁止即为自由的原则,只要没有国家强制性法律、行政法规的约束,原则上公司可以从事“任何合法的营业”,相应地,公司机关也可以作出任何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决议。另外,在公司决议案件中,对于决议无效事由,法院可以(事实上也必须)依职权主动进行审查,并不受“不告不理”原则的限制。例如,对于本属于无效事由的案件,原告股东仅提出起诉要求撤销公司决议,法院在审查后可以向原告释明要求其变更诉讼,如果原告坚持不变更诉请的,法院可以迳行宣告公司决议无效。对于本属于公司决议撤销范畴的争议,原告股东提起决议无效诉讼的,法院在查明案情后,可以向原告股东进行释明,要求其变更诉请,原告坚持不变更的,法院可以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为了准确划分公司决议案件中公司自治与司法干预的界限,最高人民法院第10号指导案例李建军诉上海佳动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案裁判要点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案件中应当审查: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以及决议内容是否违反公司章程。在未违反上述规定的前提下,解聘总经理职务的决议所依据的事实是否属实,理由是否成立,不属于司法审查范围。”

   在具体承办公司决议纠纷案件中应当注意的是,有些以决议的程序性事项所表现出来的公司决议纠纷并非仅仅涉及程序性事项。换言之,程序可能发挥阻却实体权利的效果,此时公司决议的效力可能是无效的。如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利,采取低值高估的方式与公司进行关联交易,掏空公司资产进行利益输送,显然这就不仅仅是撤销的问题了。再如未经过通知程序,大股东直接作出公司股东会决议,并且大股东的表决权足以使得即便正常按照公司决议程序进行,也能形成被诉决议,这种情况在实践中也相当常见。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程序问题(没有会议的通知、召集程序),实际上这就变成了以股东个体决定取代《公司法》设定的会议程序,动摇了公司作为组织体存在的基础。再进一步言之,这属于将个人人格与公司人格混为一谈的表现形式,公司独立人格无法得到彰显。因此,在实践中,有些法院按照确认决议无效进行判决,有些法院按照撤销决议进行裁判,造成司法处理的混乱。

   有鉴于此,《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在借鉴日本、韩国公司法关于公司决议效力采三分法的立法例基础上,增加公司决议不存在、未形成有效决议的确认之诉。这就进一步丰富了公司决议纠纷案件的判决类型。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司决议纠纷可以与《行政诉讼法》上针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起诉相类比。对于大型公司而言,其内部科层制系统与行政机关相较也毫不逊色。所以,在具体理解公司决议时,可以对此进行类比。例如,在具体案件中对于公司章程条款效力的审查就与行政诉讼中对于抽象文件的附带审查相类似。

   在具体审查公司决议的效力时,也需要综合考虑公司内外部法律关系的稳定,考虑法律效果的安定性。这也是为什么对于公司决议撤销案件仅给出60日提起诉讼的除斥期间的原因。另外,即便是公司决议无效案件,如擅自伪造股东签字转让其股权,或者在公司增资过程中侵犯到某一股东的优先购买权,相关决议可能是无效的。但如果嗣后公司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单纯宣告公司决议无效难以对利益受损的股东进行救济,则需要引导引导相关股东寻求侵权法上的救济。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 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由此可见,股权是作为一项特别列举的权利而受到《侵权责任法》的保护。法院在具体审理侵害股东权利的案件中,自然也需要对公司决议的效力进行评判。

   按照《公司法》董、监二元制的公司治理架构,公司股东会下设置董事会、监事会,分别行使对于公司事务的执行权与监督权。按照我国标准的公司治理“三会”结构,对于公司决议自然也相应地分为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一方面,《公司法》对监事会规定为团体决策的会议制。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第51条第3款规定:“监事会设主席一人,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第55条第3款规定,“监事会决议应当经半数以上监事通过。”对于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法》第117条第3款及第119条第3款亦作类似之规定。此外,关于股东知情权部分,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而言,《公司法》第33条第1款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对股份有限公司而言,第97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由此可见,监事会实行会议制,而非单独决策制。对于监事会决议而言,自应属于公司决议之一种。另一方面,从关于公司决议瑕疵的法律后果,《公司法》第22条则又完全无视“监事会决议”的存在,仅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存在瑕疵的法律评价后果。立法前后显然存在疏漏及不协调的地方。

   事实上,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在公司治理中则明确规定监察人的独立地位。“公司法”第221条规定,“监察人各得单独行使监察权。”“原则上,各监察人均是公司个别的监察机关,因而我国目前无所谓的监察人会制度,这如主管机关经济部83、8、3商字第214137号释函‘公司如事实上设置监察人会,当不发生法律效力’;易言之,监察权之行使系采‘单独执行制’,监察人非但无需事先征求其他监察人之同意,即使与其他监察人意见相左,亦无妨,以确保监察人行使职权之独立性。”

   对此,笔者认为,如果《公司法》继续坚持监事会的团体决策机制,则监事会决议也应当作为公司决议之一种,可以从内容和程序两个维度进行法律评价。从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目前也鲜有因监事会决议进入司法诉讼的案件。但从我国公司治理的实际出发,监事会的运作在实践中诟病颇多,监事会监督不力一直是我国公司治理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对于公司监事会决议能否进入司法诉讼,《公司法司法解释(四)》也为作出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强化监事会的监督职能,借鉴台湾“公司法”取消监事会制度,实行监事个别监督,明确监事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失为今后公司法修订完善的方向。

   最后,在具体处理公司决议纠纷案件中,必须全方位综合考虑公司决议本身以及公司决议所形成的内外部法律关系。有时公司作出的决议仅存在轻微的瑕疵,即使撤销该决议,公司履行全部程序要件后,仍可以作出与被撤销决议相同的决议,此时法院可能仅仅指出被诉决议中存在的瑕疵,而采取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方式作出裁判。这就是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实践中所称的“裁量驳回制度”。例如,台湾“公司法”第189条之1规定,“法院对于前条撤销决议之诉,认为其违反之事实非属重大且于决议无影响者,得驳回其请求。”裁量驳回制度有助于维护公司内外法律关系的稳定,节约司法成本,在我国公司决议纠纷案件的审理实务中,也为一些法院所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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